應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孫競昊教授、杜正貞教授邀請，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宋怡明（Michael A.Szonyi）于2024年4月末訪問浙江大學，進行了一系列學術交流活動。宋怡明教授是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吳文雄講座教授、費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作為明清及中國近代社會史學家，長于使用歷史人類學和田野調查方法，出版了《實踐中的宗族》《冷戰之島嶼：處于前線的金門》《被統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等學術佳作。本次訪問中，宋教授舉辦了多次講座，并積極帶領學生開展學術調研和田野考察，使得訪問富有成效地完成。
民間檔案的信息生態——以永泰契約文書為例
2024年4月28日下午3點，宋怡明教授在浙江大學歷史學院開展講座，其演講題目為“民間檔案的信息生態——以永泰契約文書為例”。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杜正貞教授主持講座。
講座伊始，宋教授以一張咸豐五年永泰漈頭村契約文書為楔子，生動地引出了契約文書的形式和主要功能。他指出在永泰，與當代不同的是，契約能夠作為產權的證明，無契約則無產權。而契約的另一功能則在于保存契約的一方，可以憑借契約防止立契的一方事后悔約。永泰文書的研究體現出了一種對底層社會的關懷，即它一反“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這一成規，從微觀角度鉤沉出一個個歷經波折的普通家庭故事，這在傳統的歷史敘事中是不常見的。從這些文書中，也可以剖析出當地村民的家族世系等多重信息，這引出了宋教授在本次講座希冀建立的一個新概念：信息生態。
契約的信息生態，指契約與和此契約相關的其它契約，以及其產生的社會影響之間構成的一種網絡。契約之間彼此相互聯系，這種信息也涉及到契約的“來世”的問題：創造契約之前的社會是怎么樣的？契約被創造出來之后對周圍的社會起到了什么作用？契約的產生、保存和流傳的歷史，在契約研究中占到了很重要的地位。永泰社會似乎是由永泰當地的民間檔案文書構建的。契約對構建當地社會的重要性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概括：對財產所有權的主張，百分之九十來自于對契約的占有。非但如此，永泰的民間契約文書也代表了一種社會的流動傾向：收取契約這一過程代表著社會財富的向上流動。宋教授指出，中國傳統的經濟體制，有一個明顯的向下流動趨勢。永泰習俗體系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緩和這種趨勢。契約在永泰社會中的角色，不僅僅是一面“鏡子”，能夠體現出當地的社會風貌，更像一具“棋盤”，起著相互交織聯系的作用。在這個問題上，宋教授引入了當今社會流行的“區塊鏈”概念，來解釋永泰文書的前手后手的互相關聯程度。
另外，宋教授還以永泰文書在基層通行的實例，對費孝通提出的傳統中國“文字不下鄉”，即文字在傳統中國的基層社會沒有通行的需求的學術觀點進行了商榷。最后，與會人員就“永泰文書的內容是否真實，這種真實性是否重要”等問題同宋教授展開了對話與交流。
從一個“極為普通的農民”的日記思索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
2024年4月29日下午3點，宋怡明教授以“從一個‘極為普通的農民’的日記思索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為題在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求是大講堂舉行演講。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張凱教授主持講座，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梁敬明教授、杜正貞教授等出席講座。
本次講座，宋教授先是從微觀的視角切入，隨后又結合宏觀的歷史進程進行了綜合性的探討。講座的主人公是陜西合陽縣一個“極為普通”但事實上又極不普通的農民侯永祿。之所以說他極不普通，是因為他從年輕時就開始寫日記，持續時間六十余年。宋教授在講座中使用了大量侯永祿本人的日記和隨筆，來探討中國現代史上一個可能被忽略的、或者還沒有受到足夠重視的延續性——家庭以及家庭結構的重要性。
為方便理解家庭和家庭結構，宋教授給聽眾介紹了兩個基礎的人口學概念：家庭生命周期和勞動力撫養比。家庭生命周期，指一個家庭誕生、發展直至消亡的運動過程，這個概念包含從結婚、生育、撫養未成年子女，再到衰老乃至死亡的整個人口變動的主要內容，并且把這些人口學因素有機地統合在家庭的發展過程中予以探析。勞動力撫養比則指在人口當中，非勞動年齡人口對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撫養比越大，表明勞動力人均承擔的撫養人數就越多，勞動力的撫養負擔就越嚴重。宋教授表示，這兩個人口學因素對個人的經驗、生活、危機，甚至整個中國現當代史均具有極大的影響。
此外，宋教授強調了家庭結構對個體生活經驗的重要性，即家庭結構從來不是由文化決定的，它實際上完全適應了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而20世紀的中國歷史跟世界歷史亦體現出一種合流，從長期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國農村家庭跟世界各地大部分的農村家庭一樣，它的結構愈來愈簡單、規模愈來愈小、城市化程度愈來愈高、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愈來愈高等。事實上，從經濟結構來看，中國和全世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在現代化初期，國家汲取了大量的農村資源來投入到工業化、現代化中。因此，我們有必要將中國農村發展史放在世界農村史的框架中分析，藉此探尋帶有中國特色的農村歷史。在互動環節，同學們就“歷史研究如何處理微觀事件與宏觀歷史之間的關系”“如何在全球史的視野下，理解和看待二十世紀中國農村的發展和進步”等問題發問，宋教授一一作了詳盡的解答。
最后，張凱教授在總結時表示，宋教授的講座給我們帶來了非常有價值的啟發，在當今人工智能迅速發展的背景下，歷史研究者應對自身提出更高的要求，希冀大家能像宋教授一樣，堅守嚴謹認真的學術態度，同時深入開展田野調查，盡可能多地掌握一手的史料，從而使史學研究能夠應對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
信仰的構建與傳播：基于杭州岳廟的實地考察
2024年4月29日上午，宋怡明教授偕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學生對岳王廟進行了考察。宋教授表示自己是第一次來到岳廟，他首先回顧了自己對其他中國廟宇的走訪經歷。
在正式進入岳廟后，宋教授開始提醒隨行同學注意岳飛題詞者的身份與年代，并詢問為何葉劍英等重要政治人物會為這位歷史人物進行題詞活動？隨后在介紹岳飛事跡的展覽館中，宋教授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展館的介紹詞上，指出這里對岳飛的描述存在著聚焦化的傾向，即集中描寫岳飛的軍事生涯，較少提及岳飛在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相關活動。而對女真族與岳飛之間的斗爭，則采用了一種社會形態層面先進—落后的敘述方式，即將岳飛視作代表先進形態的封建社會的守護者，女真族視為落后的奴隸制社會的入侵者，從而轉化民族之間的斗爭問題，確保岳飛在現代敘述中的政治正確地位。但同時這種敘述也存在一定的抵牾之處，譬如在展館介紹詞最后額外賦予岳飛中華民族抵抗侵略的旗幟形象，而非直接將其敘述為民族英雄。
除觀察寺廟對岳飛的介紹外，宋教授還注意聽取導游為前來春游的中學生進行的岳廟元素解讀及介紹，宋教授認為這些解讀不僅是現代話語對岳飛的重塑，更是將岳飛形象進行代際傳播的重要途徑。在場有同學提出從今天的游覽出發，岳飛是否在現代被去神格化，僅作為單純的歷史英雄形象存續。宋教授則提醒同學注意，從現場的布置來看，廟中的香爐都被加上了蓋子，被有意地限制使用，而廟前則放置了祈愿的牌子，背后仍隱含著當代人將其視作神祇的意識。不過，岳飛的祭祀起源確實有些與眾不同，系由朝廷平反后得到廣泛奉祀。岳飛也不同于華人群體中盛行的關帝崇拜，即關羽作為敗軍之將長期被視為不散冤魂，直到宋代才出現相關的地方守護傳說并逐漸成為朝廷認可的祭祀對象，關羽的神化之路更像是華琛（James Watson）以媽祖為例的神靈標準化路徑。
歷史人類學視野下的龍泉田野考察
2024年4月29日晚，在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杜正貞教授的陪同下，宋怡明教授偕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學生遠赴龍泉市開啟了一系列學術考察活動。
4月30日上午，宋教授一行來到龍泉司法檔案博物館。博物館位于龍泉市人民法院，主要介紹與展覽晚清民國的龍泉司法檔案。宋教授依序參觀了館內的展覽，對其中未能詳細說明其概念的使用詞如花廳等提出了疑問，并建議進一步改進。宋教授系首次來館，對其中展出的司法檔案內容以及分析的案例十分感興趣，特別是涉及婚姻，親屬關系等與家庭、宗族等相關的案件介紹，因而拍攝了諸多照片素材以備日后在哈佛大學授課時使用。
在博物館參觀結束后，眾人前往參觀位于龍泉市法院對面的龍泉市檔案館，在館員的陪同下，佩戴防護設備翻閱了一部分可公開的龍泉司法檔案。因杜正貞教授已對龍泉司法檔案做過初步研究，因此由她負責向宋教授講解檔案的格式、內容以及諸多特別之處。龍泉司法檔案中的某些案件顯示，在清末民初的鼎革之際，原告或被告會靈活運用流行的政治話語為自身包裝，從而在訴訟中取得優勢，這一現象與宋教授的大作《被統治的藝術》中研究明代軍戶家族是如何利用明廷制度進行套利的情況相似。其他師生也在各自閱讀的檔案中發現和討論了諸如時代變遷與職業認知變化一類的學術議題。
下午時分，一行人前往龍泉東鄉村鎮考察，參觀了村中的梯田，各家宗祠，平水王廟，夫人廟以及社壇，通過與村民的深入訪談，實現“從走近到走入”當地。宋怡明教授提醒大家，在考察現場時不應直接問詢神明的源流或原本的面目，這是個很不好的發問，應該從當地人的視角和邏輯出發去詢問問題。
5月1日上午，一行人則來到黃南村的植壁殿進行考察。在詢問駐殿老人時得知，植壁殿所供奉的神祇為五顯大帝，并向我們講述了其與華光大帝之間的聯系。這讓宋教授回憶起他早年對五顯信仰的研究，他認為這里的五顯故事體現了一種邊緣地帶的特性，即融合了閩浙地區傳說的特性。隨后眾人一起識讀了殿下一塊刻于道光七年（1827年），與殿產相關的碑文。植壁殿附近的黃南村是葉適的祖居地，其中復建的葉氏宗祠重修于2009年。結合當地的宗譜則可以追溯村落和宗族發展的歷史。村中現存始修于明中期的廊橋——花橋，該花橋的頂部的木梁之上留有清代修建工匠和當地官紳的題名，是我們了解地方社會和地區經濟文化交流網絡的資料。在龍泉窯址的大窯村的遺址前，宋教授感慨這個今天看來的僻遠深山溪谷事實上曾經是世界手工業技術最先進的地區，并對其為何于明代廢棄和消亡；深山中生產的瓷器如何走出去等問題進行了思考和探討。
本次宋怡明教授的學術訪問系列活動圓滿完成，引介了海外學者與中國學者合作對民間文獻研究最前沿的學術成果，不僅有助于我們深化地方文書和民間日記的有關研究，對于我們理解明清以來的中國歷史和基層社會同樣有所裨益。同時，此次系列活動在浙江大學的順利舉行，提高了學校的國際影響力，為進一步開展相關領域的國際研究合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礎。此外，受惠于宋怡明教授的悉心指導，浙江大學學子在學術訓練和田野調查方面受益匪淺，有利于當下高校人才培養創新機制的進一步完善。